夜深，扮作小乞丐的清风悄悄回到了北门码头上，从怀里摸出一个匣子，递给等待多时的宋献策，宋献策让清风下去洗漱，打开匣子粗粗看了几眼，随手捏出一张纸来：“看看这个，亢家转让响沙盐场的契书，匣子里还有不少上海周边的田土地契。”
“郑家把这些东西送来，是要借花献佛？”范永升微笑着说道：“按照朝廷的规划，上海周边的田土大部分是要划归公田继续种棉，以保证上海的棉纺产出的，盐场这些重利产业也要收归公有，他郑家拿在手里也没用，与其之后被咱们没收，还不如拿来给咱们卖个好。”
宋献策点点头，上海这类商业发达的开埠商港，大熙对其田土产业的处置和分配与其他地方有很大的差别，盐业这种春秋起就被朝廷垄断的产业不论，田地基本不会像其他地方一样清丈分田，而是大多划入了公田之中，以官佃的形式耕种。
历朝历代的土地兼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农民抗风险能力差，面朝黄土地朝天，但所能积蓄的财富却不多，一旦遇到风险，立刻就有饿死的可能，农户遇到困难，自然要想尽办法的借债度日，但他们偿还能力薄弱，不拿土地抵押，谁会借钱给他们？土地兼并，便由此而始。
中古时期的华夏政权也不是没有过通过禁止土地买卖的方式限制土地兼并，但最终都走向失败，根源便是在农民薄弱的抗风险能力和偿还能力上，田土几乎是他们唯一保值的家产，不许他们买卖田土，一旦遇灾，只有活活饿死一条路。
所谓“若概行禁止，则灾黎贫乏不能自存。又无以养赡其子女。必致归于饿毙。岂轸恤灾黎之道。自不若听其卖鬻。则贫民既可得有身价。藉以存活。而其子女有人养育。亦不至有冻馁之患。”
除非朝廷和官府能够在农民遇到困难之时及时给他们提供低息贷款或者补贴，王安石变法之时便有过类似的政策，希望以青苗法替代官绅的高利贷，但事实证明封建时代的王朝财政，根本不可能支撑得起面向全国农户的低息贷款，更无法解决农户百姓的借贷的急迫性。
只有从海外大规模的殖民掠夺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财富，才能支撑得起朝廷对原有土地政策的大规模改革，也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兼并问题。
吴成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天真的以为一纸命令下去就能在如今这个时代实现土地公有制、将所有土地收归朝廷所有了，大熙在大多数地区的清丈分田，基本还是沿用的历代开国皇朝的土地政策，只是在此基础上保留了一部分公田。
这些公田大多处于武昌、成都这些贸易节点和相对富裕的地区，朝廷有一定的能力可以支撑对耕种公田的官佃户的补贴，或者是陕西、山西、云南这些边地，大多作为军屯田和垦殖田存在，是大熙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
而规模最大的公田，则是在广州左近，用来耕种烟草、桑麻之类的原材料，直接供给广州周边的工坊制作成手工业品，然后从广州远销南洋等地，广州每年将近两百余万钞的海关收入，有很大一部分便成为了这些公田中官佃户的补贴和低息贷款，而这些公田，便是大熙未来走向工业化和近代化的种子。